名家专访丨高兴：不要把诺奖当做唯一的文学评判标准
10月13日至17日，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五届中国酒城·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。大会期间，记者就参会感受、1573国际诗歌奖、诺贝尔文学奖、中外文学交流、东欧文学的特色等问题，对诗人、翻译家，《世界文学》主编高兴进行专访。
高兴：每一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，在活动安排上都比较丰富多元，全面而立体地呈现中国的诗酒文化传统。它安排不同主题的研讨会，颁发国际诗歌奖，还举办诗歌朗诵会，让诗歌发出声音。有时候还安排音乐会、话剧演出，以及不同路线的采风活动。通过这些形式，对传播中国文化肯定有作用。很多外国的诗人来到中国，亲眼看到中国所取得成就，亲眼看到中国的现实变化，都有很多的感慨。这同他们想象的中国，同他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中国，已经截然不同了。这是一个充满生机、充满希望的国度。他们也会羡慕在中国能够举办这么大规模的诗歌盛会，活动的安排这么合理、精细。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，我们需要通过诗歌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用某种光亮来照亮人们的内心，达到一种疗愈和抚慰作用。
记者：作为评委之一，您能否简单介绍今年1573国际诗歌奖的情况，特别是今年获奖者西梅翁其人其诗令您印象深刻的地方？高兴：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从一开始就是定位成国际性的，旨在为中外诗人的交流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。1573国际诗歌奖已经颁发了好几届，每届颁给不同国家的诗人。2018年，首届颁发给立陶宛诗人托马斯·温茨洛瓦，他是“布罗茨基诗群”的重要一员。2019年颁给意大利诗人圭多·奥尔达尼和美籍亚美尼亚诗人索娜·范。去年则是颁给爱尔兰诗人艾利安·尼·朱利安奈。今年的获奖者是法国诗人让-彼埃尔·西梅翁。正常情况下，都是希望诗人能够到现场来领奖，但因为疫情，近两年是没办法了。西梅翁的诗歌创作，是在向法国的诗歌传统致敬。从他的诗歌中，我们既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影响，也能读出一种很强的现代性。从语言上来说，他的诗歌追求一种纯粹、透明、清晰的风格。他的爱情抒写非常动人，在生死悖论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。他着重抒写时代的迅速变化，以及人们对于时光流逝的复杂感受。因此可以说，西梅翁的诗歌既有古典情怀，又体现现代意识。《世界文学》今年第4期刊发了树才翻译的西梅翁诗作，主要是关于爱情的一些短诗，写得非常细腻。
记者：作为《世界文学》主编，您持续地关注世界文学发展的动向。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卜杜勒拉扎克·古尔纳，很多人对他是完全陌生的。您怎么看待今年诺奖的评选？高兴：这次诺奖颁给古尔纳，我觉得主要出于一种平衡的考虑。2017年颁给了日本背景的小说家石黑一雄，2018年和2019年颁给了中东欧的小说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、戏剧家彼得·汉德克，2020年颁给了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，所以今年颁给非洲背景的小说家是非常合理的。但大家想到的，更多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·瓦·提安哥。所以，颁给古尔纳，确实是出人意料。但仔细一想，古尔纳是非洲出生，但18岁时就移民到英国了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他已经是一个英国作家了，只不过他还执着于书写移民题材，与自己的非洲之根有着联系，体现了非洲特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诺奖还是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。另外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唯一的文学评判标准。每年诺奖顶多给一个作家，最多两个作家，因为名额有限，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奖，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作家的文学光芒。比如托尔斯泰、卡夫卡、里尔克、弗罗斯特等就没有获得诺奖。当下在世的作家、诗人中，像米兰·昆德拉、阿特伍德、阿多尼斯等，也都还没有获得诺奖。我们要意识到，诺奖评选，只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罢了。
记者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，中国文化也更加面临真正实现走出去的问题。您参加过很多的国际文学（特别是诗歌）交流活动，就您所得到的反馈来看，外国同行们怎么看待中国的文学、中国的诗歌？高兴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，改革开放的帷幕一拉开，中国的写作者开始拼命地阅读外国文学，从中汲取营养。这个时候主要是单向吸收，基本上没有对话的实力和可能。近十年来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时，我们慢慢觉得，中国的好多作家开始有那种对话的能力。在以往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，更多停留在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古典诗人身上，但随着莫言获得诺奖，他们更多地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。这种现象在诗歌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，这可能与诗人、诗歌交流比较便捷有关。当下的很多国际性文学活动，其实主要是诗歌活动。在国际诗歌活动中，通过作品的翻译、诗人的对话，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。
当然，我们也要意识到，他们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，主要是零零散散的介绍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行动。这与中国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大规模翻译形成了对比，构成了文学贸易的逆差。可喜的是，这种状态在慢慢变好，中国作家、诗人对话交流的能力也在大大增强。而且我注意到，从阅读面上看，很多外国作家是比不上中国作家的。这背后隐含着这样的现实：中国作家会觉得，自己不阅读外国文学，境界就没法打开。而外国的作家，特别是强势语言的作家，他们自认为站在了文学的制高点，所以不太需要阅读别的国家的文学。他们心里上有一种优越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和东欧的作家有着相似的境况，我们都有一种语言上的危机感。我们的优秀作品要走出去，还是得主要依托那些母语是外语的汉学家。
记者：近些年来，您主编的“蓝色东欧”丛书介绍、引进了大量优秀东欧文学作品。我们知道，东欧的很多国家很小，语言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也不太占据优势，但却出了不少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作品。这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？高兴：东欧有些作家，比如捷克的米兰·昆德拉、罗马尼亚的齐奥朗等，当他们移民之后，就用法语等强势语言来进行创作。这些移民作家，他们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来写作的话，有时候因为还没有太熟练地掌握，反而成了一个特色。当然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我们来看波兰，一个约四千万人口的国家，却出现了五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这跟他们的文学精神有关，他们保持了文学的那种纯正性。他们是波兰作家，但却拥有用欧洲的视野、世界性的视野。而且，他们敢于处理现实问题，能够用各自不同的手法、风格将现实提升到诗意的高度。这种提炼的能力与他们广阔的创作视野、超强的艺术修养密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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